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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体育公元1024年的1月12日，北宋政府发行首届官交子，这一天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纸币的诞生日。到今年，纸币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千年。

　　除了纸币，货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如贝币、铜钱AG体育、白银等等，货币在中国是怎样被“发明”和流通的？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钱币收藏家任双伟的新书《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书中详细叙述了货币发展、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影响与作用。另外，书中也附有近3000张历代货币彩图，并以表格形式归纳货币的特征，对于钱币爱好者来说，可作为一本收藏入门指南。

　　书中以“三晋与布”“楚币问鼎”“刀出齐燕”“万钱之祖”“私铸乱政”“汉武改币”“王莽造泉”“开元轶事”“徽宗遗韵”“宋元梦华”“白银帝国”“西钱东渐”等十九个章节，罗列出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节点，从小小的货币发微，呈现历史的另一种风貌。

　　殷商武丁以来，尤其帝辛之世已经开始盛行赐贝。商王常赐贝于寝、宰、作册、戍等近臣AG体育，臣下受赏后，将贝交予铸铜作坊，订制铜器，铸以铭文，以昭示王恩。如“癸巳，王易（赐）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佳王六祀，肜日，在四月。”（小臣邑斝），即在某商王的六年四月癸巳日，正值举行肜祭的日子，商王赐贝给名叫“邑”的小臣货币十朋。小臣“邑”用这十朋贝为他的母亲做一件祭器。

　　西周前期延续了赐贝传统，受赏者包括外服诸侯、邦伯（周边部族首领），作册使臣、近臣和对外征伐的功臣，后被“册命”等其他政治性赏赐代替。

　　由于文献的记载和青铜器中赐贝兑换成器的铭文，许多人认为海贝至迟已在商末成为货币，是最早的货币。

　　《史记·平准书》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司马迁认为，早在虞夏时期，龟、贝、金、钱、刀、布就作为货币出现。《汉书·食货志》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东汉班固亦将布帛、金、刀、龟、贝视作最早的货币形态。

　　近代以来，罗振玉、王国维、李济、董作宾、郭沫若等研究甲骨文和考古的学者，都认为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

　　但是近年来，许多钱币专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贝不是最早的货币，或者“不能简单地把海贝当作最早的货币”。

　　海贝本是天然之物，早已存在。华夏先民对海贝的追求源于其神秘性与稀缺性。海贝首先是饰品，与玉、龟甲等类似。妇好平叛后，常入贡甲龟觐王。此时的甲龟与武丁的赐贝都是饰品、宝物性质。既为珍宝，自然是生者宝之，死者随之。

　　海贝的货币化直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平民通过出卖自己生产的物品，如农牧产品、手工艺品等，直接以物易物，或者兑换成贝等广受认可的媒介，再购买日用陶器、小件青铜器、简易饰品、食盐等必需品。可以想见，玛瑙、龟甲、黄金、玉石、贝等因其奢侈品的功用，而大受欢迎AG体育，青铜铲、削刀因其实用器的功用，而流行于平民群体中。

　　经过交换“市场”的反复验证，贝、削刀、青铜铲等一批商品实物脱离了纯物品属性，一跃成为自然货币，具有了原始货币的内涵。而“贝”相较宝石更易得，相较青铜更易携带，属于贵族、平民皆用的装饰品，且称量原始布帛需要“度”，测量粮食多少依靠“量”，评估金属重量需要“衡”，而贝具有“均质性”，仅需要数个数，便可以随意组合、拆散，故成了商品交换中的“明星”，在自然货币中尤其畅行，是影响最大的原始货币。

　　此时，海贝还未脱离实用性，故不能将贝看作纯粹的货币，青铜铸造的仿贝依旧有装饰等功用，故不能将仿贝看作最早的铸币。最早的铸币是脱离了实用器的空首布，即“钱”。从原始货币角度讲，许多自然货币如兽皮、玉石都充当过交换媒介，且具有一定价值，与贝相侔，又无法判断他们的使用早晚，故不能简单地认为“贝币是最早的货币”。

　　海贝的计量单位是朋，人间阴曹，唯钱为朋。甲骨文、金文中常见有“贝朋”的文字，王国维考证“十贝为一朋”（“古者五贝一系，二系一朋”）。商周以来，大量的海贝进入墓葬和储藏领域，由于供应的不足，大量仿贝出现了。妇好墓中出土6枚用绿松石磨制成的贝。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14号墓中出土1枚青铜铸贝，第312号墓出土2枚青铜铸贝，3枚型式相同。1969—197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安阳殷墟区的第620号商墓中发现铜贝2枚。1971年山西保德县发现铜贝109枚、海贝112枚（铜贝与车马器共出，为装饰品而非货币）。此外，还有金质、骨质、玛瑙质、玉质等材质的仿贝。

　　从农具演化而来的先秦布币，以其青铜的质地、稳定的形态和可靠的价值成为青铜时代的“交换王者”。

　　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形态各异。诗经中所写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的布，可能指的就是盛行于晋国，后来三家分晋以后被韩、赵、魏国使用的布币。布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铲状工具曾是民间交易的媒介，故最早出现的铸币铸成铲状。最初的布币，保留着其作为工具的模样，留有装柄的銎，后来逐渐减轻，变薄，变小，币身完全成为片状，便于铸造和携带。

　　秦以后的圆形方孔铜钱，既是铸造技术发展的体现，也是便于携带的发明，更是代表着古人对天圆地方、和谐万物的审美崇拜，此后铜钱的质地与形态一直稳定地延续到近代。

　　以历史古钱币为内涵的中国货币文化，不仅反映出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及铸造技术进程，以钱文为主的古钱币，还反映出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发展状况。

　　先秦布币上的金文、秦汉五铢的篆书、隋唐通宝的隶书、楷书以及后世宋元明清的各种精彩的货币钱文，正是中国几千年文字和书法艺术发展的一面镜子。著名的汉末金错刀上“一刀平五千”的优雅篆文，是四改币制的王莽时期的美学追求；北周时代“永通万国”钱文是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的美好寓意与时代声音，唐代开元通宝钱上的洒脱隶书是盛唐气象的大国自信，大观通宝上的瘦金体钱文更是代表了宋代货币文化的最高水平。

　　纵观历史，货币是一种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货币的变迁总是与王朝盛衰呈正相关，社会稳定、经济运行良好，则货币政策稳定；而稳定恰当的货币政策，则会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开元通宝”钱，是唐代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其铸行与整个大唐相始终。唐朝的货币制度和财政政策为盛唐经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制度和政策有助于促进商品流通、扩大农业生产和加强财政管理。唐朝经济的繁荣也表明了良好的货币和财政制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唐朝的经济发展不仅给后来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